紐約 ADC 視覺標識的 N 種歷史

作為資歷最老的聚集頂尖創意與視覺藝術人才的民間機構之一，紐約 ADC（舊稱 Art Directors Club，藝術指導俱樂部）從 1920 年建立開始，每年通過 ADC 年賽來評選視覺傳播領域的最佳作品。ADC 始終堅持藝術標準與商業價值的結合，創始人 Louis Pedlar 與其團隊建立俱樂部、開辦年賽與展覽的初衷，就是為了能提升廣告領域的藝術水準，用品鑒藝術與工藝的眼光來評判商業性的視覺設計。最初年賽只徵集黑白插畫、彩色繪畫、海報這三類作品，如今作品種類早已擴展到兩百種以上，涵蓋出版、包裝、攝影、電視廣播、交互媒體等各種媒介。

始終與時俱進的 ADC，也在不斷思考與重新定義自己的定位與使命。這一點不僅在俱樂部年鑒收錄作品風格與範圍上有所體現，也可以從 ADC 本身的視覺標識上窺得一二。

從 1921 年俱樂部印製第一本年鑒開始，就使用了「AD」兩字母組成的圖形，作為自己的形象標識。眼尖的藝術愛好者們不難看出，這個標識並非 ADC 原創，而是使用了德國畫家丟勒（Albrecht Dürer）為自己設計的花押（monogram），簽在畫作上，「AD」即為丟勒的姓名縮寫。

之所以選擇它，除了縮寫字母的巧合之外，ADC 認為丟勒堪稱歷史上首個將自己作品與商業結合的藝術家，他高調地把自己的作品主動拿到大街上去售賣，而不是靠傭金來創作；另外他的藝術作品體現出令人嘆為觀止的精確性，同時具有藝術性和匠人之心。這些都是 ADC 引以為同的評判標準。

如此不由分說的「拿來」之舉，固然引起不少爭議，畢竟一個鼓勵藝術創新的機構，自己卻沒有使用原創的標誌。不過幾十年間，俱樂部儘管對原有的花押圖案細節進行了許多次微調，卻始終沒有棄用這一設計。

直到 2000 年，俱樂部在喬遷新址之際，終於首度對標識形象進行革新，負責設計的是美國設計公司 Design Machine。新標識是一個頗具像素感的正方體，象徵著 ADC 年度大獎頒發的「金磚」獎盃。與之相配的還有一款新字體「Myrna」。

這套視覺形象並沒有使用多久。在 2003 年，俱樂部又邀請著名設計師薛博蘭（Paula Scher）將標識改回了熟悉的花押圖案，把丟勒原設計的線條改造成幾何線條，並在「AD」字母下方加上了 C。

2009 年，俱樂部對自己的使命提出了新的定義「連接，激發，提升」（Connect, Provoke and Elevate），希望通過世界範圍內廣泛的活動、教育項目、出版物和獎項，進一步挖掘和發展視覺傳播領域的創意英才。隨之而來的，是又一次的視覺系統改革。Trollbäck+Company 為俱樂部設計了一套與舊標識風格迥然不同的視覺形象，Art Directors Club 的全稱首次完整地出現在標識中，字體採用 Akzidenz-Grotesk 粗體，映襯在高飽和度的洋紅色矩形背景上。

這套設計引來了更為激烈的爭議。新標識是否失去了與傳統的聯繫？簡單的純文字排列是否太過於乏味？使用全稱是否反而將 ADC 的影響局限在了「藝術指導」的範圍里？一時間幾乎很難聽見讚美之聲。事實上，Trollbäck 想要創造的是一套靈活多變的視覺系統。ADC 已經在世界各地舉辦了各種活動，每一次活動都被創意者賦予了新的個性，ADC 則像是一個標籤、一個容器，成為這些對話和機遇的載體。因此，視覺系統中考慮到了這條「標籤」兼容應用於各種場景的效果，文本、海報、包裝、旗幟、膠帶、網站……甚至可以在保留原來矩形背景的基礎上增添潑墨塗鴉的效果。這的確是一套非常具有彈性的設計。

在 2014 年初，ADC 的執行總裁 Ignacio Oreamuno 正式規定俱樂部將直接使用「ADC」作為名稱，模糊「藝術指導」「平面設計師」「創意總監」等頭銜的界限，同時在理念上追本溯源——追求精湛的藝術和工藝水平。他認為，創意已經不能再吸引人們了，「我們僅存的武器就是工藝」，唯有工藝上的經驗積澱，才能選出最合適的字體，最恰當的視頻剪輯，最精準的對創意的執行。

在這樣的概念下，俱樂部的標識形象也一同回歸傳統，新標識由 Sid Lee 公司在 Paula Scher 版本的基礎上加工而成。原來處於最下方的 C 變成了包裹整個花押圖案的外沿，使其更具完整性；同時它還能衍伸出一系列富有裝飾藝術風格的場景應用，不僅與工藝之美有所呼應，也能讓不同的創意人才自由地對其進行改造和詮釋。

時間仍在滾滾前行，將自己視作行業未來革新者的 ADC，對自身的改變毫不猶疑。或許數年之後，我們又會看到一個新的 ADC 視覺形象應改變而生，但比這更值得關注的，仍是它將如何影響視覺傳播領域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