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杭州的「学习组」是一个以视觉研究、设计考古、活动分享、展览及写作出版为目的的小型思想沙龙。过去七年，它始终保持在一个不喧哗的小范围里运作：以文字设计（Typography）为起点，不断伸向更宽的知识与生活领域。几位成员多有写作、设计、策划等多重身份。大家在「求同存异」，各有研究方向与兴趣偏好的同时，还能在同一主题下拿出真材料、真问题，彼此激发。郦亭亭说：「不装，主打一个随遇而安。」这也是学习组的气质。

小组日常活动有读书、看展、分享会，也有烧烤、郊游、live 演出。谁发现了有趣的展览、书或物件，很少私藏，往往一叫就是一桌人。许多严肃话题，其实是在这种松散的闲聊中定下来的。时间和场地都不固定，从工作室到苍蝇馆，临时起意的相聚并不少见。他们也频繁邀请不同领域的朋友来做「跨学科外援」，用以「避免知识固化和窄化」。从庄子哲学到 Audio-Visual 艺术，从杭州街巷到瑞士圣加仑（St Gallen），小规模、面对面的知识交换，不断越过地域与学科的边界。

学习组七周年之际，以下为几位成员的活动现场分享内容整合，虽无法全面展现学习组风貌，但也借此为这个「神秘组织」掀开一角。

开放式学习的松散与集中

学习组成员们的成长背景、专业路径差异很大：有人偏出版与字体，有人以展览与图像研究为主，有人深耕教学与公共视觉，有人专注字体与工具开发。在这种差异下，几位核心成员很早就已经通过多重项目有了交集和合作：他们在虞琼洁主理的「白说」系列活动中轮番做嘉宾，也在纸张品牌的「纸约设计师」企划中合作。再往前，还一起筹备过中岛英树展、白井敬尚展等项目，大家交流逐渐深入，为学习组的诞生埋下伏笔。

邵年回忆 2017 年筹备中岛英树展时，与赵宛青、虞琼洁（小白）、卢涛一起工作的经历——策展本身就是一场「被迫集体深度学习」。展览结束后，这种在项目里自然发生的学习氛围，顺势被延续成了更长期的学习组。赵宛青笑称自己「顶多是编外」，但她也点名了两位核心人物的作用：一位是「半个老师」的卢涛，负责把大家「揪到一起」并推着往前做知识输出；另一位则是慷慨地长期提供场地与资源的虞琼洁。

2018 年 7 月 1 日，非白工作室举办了一场「学习日」，这一天后来被定为学习组的正式生日。

对于「学习组」的独特性，卢涛将其阐释为「凝聚之后又打散」：缘分是相伴的起点，但更重要的是，组内始终保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氛围，且这份交流能自然融入舒坦的日常。方宏章则直白地将团体定义为「知识交流站」，认为它恰好能应对当下知识碎片化、认知片面化与专业孤独感的困境 —— 正是每个人的差异与共性，让大家愿意主动凑在一起。如郦亭亭所说：即便成员各有专属兴趣与研究方向，但围绕既定主题展开讨论时，总能沉下心钻研、相互激发，始终保持「不装、随遇而安」的松弛姿态。

在这种状态下，学习组以广义「Typography」（文字设计 / 字体排印）为核心，研究范畴覆盖历史考古、设计思考、文本阅读、展览策划、设计写作、设计八卦、内容图谱等等。日常交流不拘形式且不定期开展：有时是共同观展后围绕展陈内容交换想法；有时是组员结合近期学习心得、特定事件或现象提出议题；有时众人携带相关资料与书籍参与讨论 —— 这类讨论侧重学习与思想碰撞，不刻意追求定义与结论。

设计研究的不同面向

卢涛：在二十一世纪重新思考「新文化运动」

卢涛是设计师、研究者，也是长期的视觉写作者。一方面涉足从主流商业包装到亚文化的视觉经营及推广，又秉承视觉写作精神，打通传播与设计、评论及出版的界限。最近研究起了中国近代史，以及与当今 AI 崛起、文科没落时代的关系：「以前西方的看多了有点腻，然后终究西学为用，我们该嫁接到怎样的本体上呢？」在他看来，如今各种线上线下开幕式上中西人士济济一堂，并不自动等于「天下一家」，很多时候只是客气地互相致意，缺乏真正触及结构性问题的对话，这种「中西合璧」的想象有点天真。

这些年他的阅读兴趣逐渐从设计圈内转向文史哲的漫游，直到发现「五四」与「新文化运动」可以作为一个有效切口：一方面，中与西、新与旧、「德先生」与「赛先生」这些争论在今天仍在同一条延长线上，所以他在学习组七周年的题图上写下「东方在西方的哪一边？谁的现代？青年早死，所以新鲜」作为问题核心；另一方面，那一时期涌现的人物几乎是近代一百年的「时代之选」，他们的遭遇与纷争为我们重返历史现场、重新分析提供了极好素材。对比之下，当下设计界却是辉格史观的重灾区，「除了奖项和大客户为唯二导向之外就没有任何导向了」，在这套价值观下，学习组里许多围绕文史哲的讨论，在主流看来几乎是「没有意义的」。但卢涛的判断很冷静：「文科本身不会没落，没落的是 PPT 快手们。」

郦亭亭：「把书读厚」到「厚书薄读」

郦亭亭作为独立设计研究、写作与批评者，将自己的方法概括为从「把书读厚」走到「厚书薄读」。她长期追溯现代主义百年来围绕「设计是什么」的不同思考，从大量文献里筛选出设计与观念先锋的宣言，从最初25位计划扩展为50 到100 位。之所以走上这条路，与她早期实践局限于形式化视觉有关，当开始参与城市形象等复合型项目时，遭遇到因知识结构不足的专业瓶颈。于是赴香港理工求学，被导师 John Heskett 以一句「What is Design? Design is…?」直接击中，促使她开始认识到，设计价值的变迁来自经济、社会与政策结构等动因，也意识到以往设计教育存在重技巧而轻系统与观念等根本问题。随后她又补上一门哲学课，从另一个维度重新理解「设计可以作为什么」，在密集阅读下逐步完成了「把书读厚」。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她从事设计教学之后。她发现「把书读厚」只是起点，更重要的是能否「读薄」，即能否把知识消化再提炼，进而清晰、可传授、可传播的方式重新表达。十年前她回到杭州并加入了学习组，在共学主题Typography 中从杂学走向精研，逐步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她强调，如果不了解构成主义、包豪斯到乌尔姆的教育演变，也不了解二战前后的社会转型，就无法真正理解莫霍利–纳吉（Laszlo Moholy Nagy）被无数人引用的那句「设计不是职业，而是态度」在今天更多元的知识生态里，「厚书薄读」更具现实意义：人类的任务不是制造更多信息，而是从既有知识中提炼能激发创造力的新知。在 AI 时代突围，需要如何向历史质问、向未来设问的能力。

张弥迪：为设计而阅读

张弥迪是平面设计师，杭州聿书堂创始人，长期专注书籍设计与字体排印。他对计算机时代之前的印刷物格外着迷，并收藏大量国内外藏品；这些实体书既是他学习的材料，也是他构建「为设计而阅读」方法论的起点。大学时，他便决定走向字体排印与书籍方向，这与他自幼练书法、对文字的敏感有关。真正改变他视野的，是接触前计算机时代的印刷体系——铅印时代的作品质量扎实，许多看似过时的《排版手册》其实是前辈总结出的经验结晶；相较之下，电脑普及初期的设计行业因缺乏手绘基础，加之滥用特效，反而催生大量粗糙、单一的排版风格。手绘美术字的自由与生动，也在那段历史中留下难以复制的多样性，让他意识到技术限制反而塑造了更高的底线。正是这些观察让他将研究重心转向「前计算机时代」的排印体系，把它视为理解当代设计问题的钥匙。

在向前辈学习的过程中，他策划了「现代字体排印研究系列」出版与展览计划，例如将白井敬尚的《排版造型》系统梳理，为此尽力搜集其相关作品、出版物与资料，以便同时分析设计方法与整体气息，训练自己的视觉判断。他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阅读方法，即「为设计而阅读」。他认为以自己为例的设计师们常只「看」书不「读」书，而真正的理解需要深读和思考。他引用梁启超的「抄读法」，认为这种看似笨拙的方法能让知识真正进入身体。于是他把读来的句子抄写下来，以此加深理解、训练书写，这些「设计抄读」也逐渐积累成册：《为设计而阅读》，灵感来自诺曼·波特（Norman Porter）的同名文章。对张弥迪来说，这既是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持续反思的实践。

童亦：让字体成为思考的容器

童亦是平面设计工作室 Quinsay design 的艺术指导，并在 2020 年创立 Quinsay Type。他长期专注字体设计，这份专注既来自个人兴趣，也来自实践需求。最初促使他投入字体领域的契机并不浪漫：在调试字母曲线时，他意外发现这种工作与工业产品的线条优化有着某种结构性的相似，这种「形的逻辑」让他意识到字体不仅是造型，更是一种可被思考的系统。随着他在平面设计领域的深入，他越来越清楚语言文字对于视觉文化的基础性意义，因而开始持续设计字体，并将其贯穿于自己的项目之中。

在他的方法论里，字体是「思考的容器」。他围绕「形式」「结构」「气质」三个维度展开探索，不同历史阶段的视觉语言、文学意象，乃至生活中的朴素观察都可以成为字母形态的生成动力；有时字体甚至具备某种自我叙事的能力。他同样关注中西文字体系之间的转换问题：设计师在处理非母语文字时往往带着「方言式的语气」，这在日本尤其明显——汉字与假名并存的背景，使得日本设计师在处理西文字体时形成了区别于欧美的独特方式。基于这种观察，他在设计西文字体家族 Cinah 时试图让字母带有「东方语气」：一方面回溯部分字母的早期形态，另一方面在西文字母惯用的切口之上，引入隶书出锋提笔的劲力，以末端竖切与曲直转换的线条，传递汉字书写的流动与力量。他希望这个字体家族不仅能够自然呈现东方视觉思维的延伸，同时能够更好的与中文黑体字适配。

邵年：模糊平面与书籍设计的边界

邵年是平面设计师，现为「公共劳动」（Public Labour）创始人。他在书籍、杂志与视觉系统之间长期游走，也因此对「平面设计师」与「书籍设计师」的界线有自己的一套判断。最初，他认为书籍设计的核心特质在于其「不可逆」：书一旦出版，就不再像海报、网页或品牌视觉那样可以随时调整，它具有恒定性，也不依赖时效性，这让它在设计领域里显得独特。

但随着经验累积，他的看法发生了转变。如今在他的日常实践中，平面设计与书籍设计往往并行发生，两者本质上都是「以语言为事物塑形」的过程，而不是截然不同的类别。在做书时，他很少在起点就把所有结构想清楚，也不以严格的流程推进，更多是「一边做，一边生成」；这种状态与他在做平面设计时的即兴性反而更接近。也因此，他倾向模糊两者的界限，让设计在更自由的空间里展开。「对我来说，它们的不同与相同一样多」，他这样总结。

转化经验与推动社群

方宏章：设计师应该具有社会性

方宏章是平面设计师，同时在浙江工业大学任教并活跃于策展实践。他长期关注公共视觉系统，对国内设计竞赛与公共设计生态中的「官本主义」现象有相当敏锐的观察。在他看来，过去几年里，工作室承接的一些公共视觉项目让他更直观地看到所谓「中国特色视觉奇观」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随着更多公共视觉设计进入大众视野，它直接参与社会建构，也塑造着公民的审美与认知；自媒体舆论的兴起又反向逼迫政府部门调整决策，这使得某些方面已有明显改善。

但另一方面，公共视觉领域依然充斥大量质量低劣的「视觉垃圾」，背后是评选体系的滞后与专业标准的模糊。对照国外情况，公共设计真正走入现代意义上的公众生活也不过是七八十年代的事，其成熟依赖政府、设计群体与公众的共同作用。方宏章认为，中国的公共视觉生态同样需要更多专业设计师投入其中，以推动结构性改良。在他眼中，设计始终是一种社会性实践；只有承担社会性，公共视觉中才可能同时容纳秩序与诗意。

虞琼洁：设计师的多重身份

虞琼洁身兼数职：既是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传播学院副教授，也是非白工作室创始人兼艺术指导，同时运营着 Transtage 转场这一独立展览空间。她在这些身份之间切换自如，但不是依靠「分身」，而是通过长期摸索出一套自己的学习与实践模型。

她从 2011 年进入高校教学，同年创立 Transwhite Studio；2015 年设立替代空间 Transtage，并在 2021 年搬迁后把它真正发展成独立面向公众的展览平台。多重身份对她而言不是负担，而是互相牵动的结构。她认为设计实践容易陷入固定范式，流程化会带来疲惫，因此必须保持一种「随时归零」的警觉状态。教学为她提供反思与拓展的机会，让她不断在知识结构上「温故知新」；而策划展览则是一条向外求学的路径，使她能主动接触新的议题、作品与方法，再反哺课堂与设计实践。最终，她将设计、展览、教学三者构建成一个自我循环的学习闭环，使多重身份不再分散，而形成持续生长的动力。

赵宛青 & 郦亭亭：设计中的女性

赵宛青是平面设计师，前 XYZ Lab 联合创始人，如今独立运营个人工作室 still growing，涉猎品牌形象、书籍、展览视觉，也参与出版物与展览的策划与传播。谈到设计师的性别身份，她的态度直接而清晰：设计成果有时会被读出「女性色彩」，但那不是必然，更不可能成为设计的出发点。她认为性别不应成为创作中的前置框架，也不需要被不断审视——女性占人类的一半，女性视角本身就是人类视角。真正决定作品差异的，是个人经验、思维结构、教育路径与审美习惯，这些差异远远大于性别差异。她也反问：若把同样的问题抛给男性设计师，他们是否会意识到性别在工作中有什么决定性作用？

郦亭亭从另一条路径补充了「女性身份」的复杂性。她坦言，行业规则容易在十年左右消耗一个人的创造力，让人陷入身份认同的停滞；她自己的破局方式是读书与研究——寻找前辈与同代的路径，判断哪些规则应该被打破。她认为最理想的研究是带有委托费用的，但没有的话也可以自建命题、自费研究，这是学习组「保持独立与持续」的重要共识。她特别提到虞琼洁：十余年来以展览空间与工作室的双重结构持续做研究、策展、办展，同时承担教学与母职，是一种难得的持续性力量。七年间，她在学习组遇到多位类似的女性设计师——不执着于外界的定义，不为性别框住自己，保持学习、储能、蓄势，再不断向前。

自然生长未来可期

七年下来，学习组始终像一株按自己节奏生长的植物。它不追求囫囵吞枣，也不执着于学术化的严整框架，而是把知识与日常混在一起，以缓慢而稳定的方式吸收、发散。没有宏大的规划，也没有必须完成的指标；有的是一种以独立为底色的松弛节律，让讨论自然生长、在不同领域之间自如穿行。思想的碰撞不以结论为目的，而在持续的往返中生成情谊与判断力。

卢涛说，「继续健康开心地活着」；方宏章说，「随机生成」。这两句话恰好概括了学习组七年来的状态：不紧、不迫、不装，靠的是一群人共享的耐性与好奇心。未来，它大概仍会像这样延续自身的步调，在知识与友情之间缓缓扩展，稳稳地生长下去。

（本文编辑 Richor W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