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vista Nacional de Arquitectura, No. 126, 1952「透明性」的概念，平面和工业设计师们都并不陌生。这个说法在平面设计里或可追溯至上世纪早期由沃德（Beatrice Warde）撰写的《水晶高脚杯——为何印刷应当隐形》（The Crystal Goblet, or Why Printing Should be Invisible）一文，又或者是世纪中期各路现代主义大师们反复念叨的、作为信息载体的排版设计的所谓「中立性」（neutrality）。在工业设计上，这个概念则更加烂大街：自卢斯（Adolf Loos）发表《装饰与罪恶》后，对透明性的追崇似乎愈演愈烈，终于演化成以乌尔姆设计学院（HfG Ulm）为中心的「形式追随功能」。借 Hi-ID 博客一语，透明性是通过构建逻辑和使用者心目中的内外一致性（integrity）来达成的，即不仅要达到「看得透」的物理透明性，还要做到「构造符合简单逻辑、能被方便抽象理解」的现象透明性。
但若要深究设计师对透明性如痴如醉的来源，恐怕还得回到建筑。克罗米娜（Beatriz Colomina）在《X 射线建筑》（X-Ray Architecture）一书中提到，玻璃为上世纪早期建筑带来的透明性，是一种全新的感官体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在 1921 年做的弗雷德里希街大楼（Friedrichstrasse Skyscraper）方案中，对「钢架结构为骨、玻璃为皮」的渴望就流露得无比清晰。同时，对透明性本身的迷恋可能还来自于一个意外的因素：当时肆虐欧洲的肺结核，以及同一时期出现的 X 射线成像技术。任何遮挡和障碍都会在 X 光机的镜头面前消失，仅将留下射线不可穿透的内脏器官。而密斯的 1921 年草图，则像极了一张给某种「高楼原型」拍的 X 光片。玻璃在与具有穿透力的视线联姻之后，成为了某种「建筑 X 光」，从此与医疗和救命结下深远的关系。
哈特曼·舍德尔《纽伦堡编年史》（1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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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写《论天》，由此人类开始向地球之外的世界发起诘问；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奠定了日心说，一举改变了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但这些书籍背后的印刷者往往鲜为人知，而事实上古腾堡印刷术与天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19 年 10 月末，东京印刷博物馆的策划展「天文学与印刷：探寻新世相」开幕，介绍了十五至十六世纪活跃的印刷者和天文学家们，并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启蒙时期活版印刷术与天文学研究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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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 年由字体排印大师扬·奇肖尔德（Jan Tshichold）开办的「瑞士最美的书」评选，迄今已经嘉奖了两千多本书籍。然而多数人不知道的是，这项在二战尾声开始举办的比赛，却在二战结束后停办了三年，在 1946–1948 年间，没有举行任何评比。有说法认为是因奇肖尔德恰巧这几年去了英国给企鹅出版社做艺术指导，评委会失去了主心骨，但除了猜测之外，官方的记录就只是语焉不详的「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历史记录的空缺反而成为了研究的绝佳入口。
「孔雀计划：中文字体排印的思路」系列倡导从中文出发、以中文的思维方式讨论中文排版。本篇将着眼于宏观字体排印与微观字体排印的关系，从中文排版的底层本质为大家理清对「网格」的各种迷思。
也许对于很多设计师来说，版式设计中最经典的一个工具就是「网格」。瑞士现代设计的代表设计师约瑟夫·米勒–布罗克曼 (Josef Müller-Brockmann) 在半个世纪前整理出了一套西方的网格系统理论，被平面设计师们奉为圭臬，其著作《平面设计中的网格系统》也是设计师必读之书。该书于 2016 年发行简体中文版时，笔者也参与了监修工作。
理论重在实用。近年来，有很多设计师一方面没有吃透西方设计理论中「网格系统」的内容，另一方面又缺乏对中文网格的学习，把西方网格理论生搬硬套到中文排版里，做出了一些看似有网格、实际上却完全不符合中文体例的排版。本文就针对这些现象，对网格系统在中文排版中应用中常见的误区和迷思做一简单的分析。
（图：evangelion.co.jp ©カラー／Project Eva. ©カラー／EVA製作委員会 ©カラー.）本文原由作者以英文发表于
Font In Use。中文由 Skye Mok 初译，经作者审校后发布。作者特别感谢周建豪（Francis Chow）对 Matisse 字体的设计过程的详情解答。
由庵野秀明创作并执导的跨媒体制作《新世纪福音战士》（Neon Genesis Evangelion，常通称 NGE，或简称为 EVA）由四大部分组成：一部26集的动画连续剧（1995 年），两版改编电影（1997 版及 2007 起的新版四部曲）及漫画（1995–2013 年）。剧集设定在后末日时代的要塞都市「第三新东京市」，围绕着少年碇真嗣展开。他受雇于关系疏远的父亲，加入神秘军事组织 NERV，与其他同龄少年少女一起驾驶巨型生物机器人「EVA」，与被称为使徒的怪物展开战斗。
EVA 开始只是一部典型的机甲动画，但逐渐发展成对机甲题材的存在主义解构，立刻赢得了批评界的赞誉。它长盛不衰的人气催生了大量的衍生漫画、改编小说、游戏、联名广告，甚至柏青哥赌博机；这些风靡也逐渐将 EVA 渗透到日本文化之中，最终受到了全日本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追捧。EVA 所用的视觉元素都成为了文化语汇，这里面就包括其主题字体：Matisse EB。
原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设计师：徐学成。（摄影：厉致谦）Rea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obitu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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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代字体设计师徐学成先生于 2019 年 11 月 1 日清晨 5 时 45 分过世，享年 91 岁。
徐学成 1928 年（民国 17 年）出生于江苏武进，1964 年毕业于华东艺专美术系，先后在上海新知识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从事书籍装帧工作。1960 年，徐学成调入刚刚成立的上海印刷技术研究所字体研究室，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字体设计师。在印研所，他参与了简化字的笔形设计规范工作，与周今才一起主持了黑一、黑二体的设计，主导了宋黑体、宋七体等的设计。在外部信息匮乏的环境下，他与同事们从零开始，摸索出了中国最早的字体设计流程与方法论。
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见证了海报艺术、书籍艺术的兴起，商业平面设计初现雏形，但这段过渡时期的历史却往往被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或者保罗·伦纳（Paul Renner）等早期现代主义者的革新光环盖过。「
包豪斯以外：现代主义的另一面」系列文章重点关注这些过渡时期的艺术家和早期设计师们，也希望他们的思想、作品与遭遇能予后来人以启发。
在系列的前两篇文章中，Emil Rudolf Weiß 承担起了从书法和装帧艺术到商业出版生产的过渡，Willy Wiegand 则为书籍工艺设下了高入云端的标杆。然而魏玛德国时期的平面设计发展之迅猛，并非仅仅归功于这两人，更是得益于小规模私人印刷和大规模商业印刷的紧密结合。本文要介绍的施泰格利茨工作坊（Steglitzer Werkstatt）虽然只运作了三年，算是昙花一现，但它可以说是那时最早、也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平面设计事务所」。它的三位主创设计师格奥尔格·贝尔韦（Georg Belwe, 1878–1954）、弗里茨·赫穆特·埃姆克（Fritz Helmuth Ehmcke, 1878–1965）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克罗伊肯斯（Friedrich Wilhelm Kleukens, 1878–1956）除了在施泰格利茨工作坊发光发热，也在各自的一生中对平面设计职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用思源黑体 Heavy 显示的各种横杠形状的字符，具有不同的长短、粗细和高低位置。
「孔雀计划：中文字体排印的思路」系列倡导从中文出发、以中文的思维方式讨论中文排版。从本文起将重点分析几个中文的特殊标点符号。希望读者可以结合本系列之前关于「挤挤总是有的」「避头尾」等几项内容一起来阅读分析。
2016 年 7 月「知乎 LIVE」新上线，而本站作者、多语言字体技术开发者梁海随即在其知乎专栏里发布了一篇名为《破折号好难啊！破折号怎么这么难！》的文章。他在文章里附上了 2016 年 7 月 8 日在推特上发的截图，并对 1024 场次「知乎 LIVE」中使用的 907 个破折号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居然有 11 种用法，情况之复杂以致于他说「嗯……我懒得分析了。」既然如此，笔者就接这一棒，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破折号这么难。
TIB 在创建之初主要着重于介绍西方字体排印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而对于中文的字体排印，我们能做些什么，也是我们从未停止思考的问题，而「中文排版」则很自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传统中文排版工艺已随着金属活字的消亡而没落，又经过照相排版、数码时代的洗礼，对西文排版方式亦步亦趋。在中文字体排印「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已过三十余载的今天，是时候对中文排版重新审视一番了。
重建，是因为曾经被摧毁过——现在的中青年设计师里，能理解并掌握中文排版传统规范知识的人已经很少，在专业的美术院校里几乎已经没有老师教；没有多少人想到要学、愿意学，即使想学也没有人教、也没有教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完全摧毁、亟待重建的状态。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华英词典》（1815–1823）中的「字」词条。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多文字设计很早就在商业领域开始了尝试。从单纯为企业设计多语言的品牌标识，到如今初露锋芒的本地化字库定制，这通常是较大的设计公司、字体公司承接的业务，也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如今随着小型工作室、独立设计师的涌现，多文字设计则成为一种共同的专业追求，这意味着更多人将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设计，即为非母语的文字做设计。
